怀孔令俊施蛰存作品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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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孔令俊施蛰存作品集

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,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,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令浚登上三楼扶梯,我照例高叫“老孔”,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。 以为他家里无人,上楼梯一看,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。 我再叫一声“老孔”,房里出来一人,却是他的儿子。

我问:“老孔出去啦?”他儿子不做声,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,只做个手势让我进去。

我踏进房内,陈设已变了样。

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。

我正要问,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,我一看,供着老孔的照片,下面有两个小花圈。

我大吃一惊。

怎么,老孔没有了!三个月前,我还来过,他虽然烂脚,精神很好。

我们谈了一阵,我告诉他,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,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,却想不到我再来时,他已下世。 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,所以治不好。

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,大意说:“年轻时,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,现在年老了,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,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,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朋友了。

”近几年来,在上海的老朋友,一个一个地少下去,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。

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,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,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,真是“秀才人情纸半张”。 一九二三年秋,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。

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级同学。

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,课余时间,令俊经常来我们住所闲谈休息。 当时,沈雁冰(茅盾)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,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,用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《欧洲文学史》(北京大学丛书)。 有一天,沈先生在下课后和令俊讲话,好像很熟识的样子。 我们觉得很奇怪。

事后就问令俊:“你怎么认识沈先生的?”这时,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。

此后,由于令俊的介绍,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。 沈先生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,星期日有别的事,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。 开头,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,在楼下客座招待;后来,相熟了,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。

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,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,或者和沈师母,令俊的姊姊孔德沚,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。 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,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,不打扰沈先生的工作。

沈师母常常说:“沈先生要创作,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。 ”“创作”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,《小说月报》开始标明了“创作”一个专栏,本意是指小说、散文、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,用来区别于“译作”。

沈师母却以为“创作”就是写文章,所以,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,沈师母却说是“他在创作”。

这一事,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“创作”,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。

一九二四年暑假,上海大学迁入租界,校舍在西摩路(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)。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(今铜仁路)民厚北里,租住了一个后厢房。

搬进去之后,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,前厢房就是《醒狮周报》社,于是,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。 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,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,就迁居民厚南里。 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郁达夫、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,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,就是“创造社”了。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,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。

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,因此,我们由令俊的介绍,认识了健尔,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,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《盲音乐师》。

不久,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,到了武汉,国共分裂,他亡命回来,才重又会见。

这时,令俊没有工作,想编一部《五卅运动史》,来和我商量。 我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,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,编成一本初稿,请蔡元培题了书签。

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。

一九二八年,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,住在戴望舒家里。 望舒有一个姊姊,青年居孀,住在娘家。

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,以后二人就双飞到天津同居。 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,可能还做党的工作。

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。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,曾托一位王某,也是党员,照料戴氏。 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关系,二人就双飞南下,到了上海。

令俊出狱后,人去楼空,也回到上海。

此事望舒极为恼怒,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。 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。

直到一九三五年,令俊想编一本《现代作家书简》,来向我要资料。 我乐助其成,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。 此后,我离开上海,接着就是八年抗战,到胜利复员回来,才重又会晤。 解放后,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,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。 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个资方代理人,我劝他答应下来,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,令俊手头有一个出版社,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。

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,拉我去担任总编辑。

从此,我和令俊每天见面,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。

但这一段时间,不过三个月,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,就辞卸了。 一二年后,出版机构大改组,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,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,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,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,如是者十多年,从一九七一年开始,才比较的常见,可想不到他很快就过去了。

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,虽然时亲时疏,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。 他对文艺是有热忱的,可惜才分不足,写过几个剧本,几本杂文,都不能出色当行。 但他编的《小说史料》、《现代作家书简》,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。 《五卅运动史料》所收资料,在今天看来,可以说是很丰富的,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。 他的文艺工作,大概在抗战时期最为活跃。 他办过戏剧学校,编过剧本丛刊。 沈先生在香港编《文艺阵地》,由他在上海负责排英校对、出版工作。

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。

令俊的为人,心直口快,喜怒即形于色,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,但本质却是忠厚的,初到上海时的生活,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,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,不得不依靠他姊姊的支援。 近年间,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,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,语气之间,似乎很有不满,我觉得有点意外。 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,一向都是信任他,鼓励他和热心帮助他,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,在沈师母故世之后,忽然态度一变,对令俊深致不惬,不惜形之笔墨,这一情况,我觉得不可思议,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有过什么大不敬吗?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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